1949年前澳门赌场平台资助留学生类型考察

澳门赌场平台_正规网赌平台  金富军

    清华早期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公费留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开始培养大学本科人才,1925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9年后成立研究院开始培养研究生,立足国内培养本科及以上人才,不以留洋为目的。但清华始终强调要“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无论是北京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无论是相对和平时期,还是国家板荡、外患急迫时期,清华均坚持派遣和资助留学生,覆盖面之广、类型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人数之众,在国内高校中无出其右。学术界既有研究多将清华派遣、资助的留学生视为整体,统称清华庚款留美生。实际上,在30多年里,清华前后选派、资助的留学生达10类;各类学生来源、选拔方式、派遣以及管理方式等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差别很大。本文拟对1949年前三个时期的各类留学生选拔及派遣等做一考察,以深化对清华庚款留美生、清华留学教育的认识。

一、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时期(1909-1911)

    1904年12月,中美两国就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溢款归还中国开始进行谈判。美国从自己全球战略出发,同意退还中国部分庚款,并指定用于教育,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对退款用于兴学,清政府内部以及社会上有不同认识。北洋大臣袁世凯认为“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主张“将此项收回之款,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处于清政府对立面的革命党则持严厉批评。1908年10月10日,章太炎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撰文,认为“美则膏粱国也,其社会趣于拜金,皮相其政治则最优,深察其风教则最劣。游学者,血气未定,睹其狡好,则荧魂为之震荡;仪其富厚,而精魄为之变移;欲令其神襟明悟,固已难矣。”“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雉兔相随,以趣白国,斯有百害而无一利也”。

    尽管种种不同的意见,但在美国政府坚持下,清政府也认识到“遣派游学,非第酬答与国之情,实兼推广育才之计。”事实证明,坚持派遣留学、筹办清华学堂对以后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学生考选、派遣工作,由游美学务处负责。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共管。

    从1909年至1911年,游美学务处考选三批直接留美生共计180人。这些留美生因是经过“品学甄别考试”后送去留美的,故又被称为“甄别生”。

    1909年,游美学务处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为第一批直接留美生。1910年,游美学务处在400余考生中考选70人为第二批直接留美生。1911年,游美学务处招考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63人。

    这180人中,涌现出不少在中国现代各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其中,姜立夫、竺可桢、周仁、秉志、胡适、赵元任等当选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秉志、钱崇澍、周仁、竺可桢当选为1955年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胡刚复、唐悦良、张彭春、庄俊、陆懋德、杨光弼、梅光迪、章元善、王琎、杨锡仁、周厚坤、周象贤、卫挺生等也在各自领域有重要贡献。

    1911年6月,清华学堂以口试的方式,从入学学生中选取12名幼年生提前出洋。“这是仿照詹天佑等的前例,特别派遣的一班。”这批学生到上海治理行装准备出国时,辛亥革命爆发,未能成行。翌年,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学生重新到校。1913年,蔡雄、胡光麃等12名幼年生留美。后来,蔡雄、胡光麃等为我国近代纺织、铁路、钢铁等实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时,亦订立章程,津贴在美自费生。“以在大学正班肄业,实业已入第二年班以上者为限。”资助金额为每人每年100-500美元之间。津贴生的资助强度与截止留美生具体施行情况有待进一步挖掘资料。

二、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

    清政府在派遣直接留美生的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设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Training School)。由于第一、二批学生未能完成预定每年100名计划,并且外务部与学部在招生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决定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训练,学生毕业后送美留学。

    清华学校高等科“三育俱优之毕业生”即能公费留美。1913年至1929年,清华每年派送高等科毕业生赴美留学,这些毕业生成为这个时期清华选送、资助留美生的主体。1929年,最后一届学生毕业赴美后,留美预备部撤销。

    清华学校时期,各类留学生简要信息如下:

    (一)留美预备生

    留美预备部毕业生留学时间最长五年。学生就读学校和选习学科在出国前由校长和学生商议而定,原则上不允许中途更改。但学校也规定,如有不得已情形,可以转校、换学科。因此,学生出国后,实际上可以根据自己情形来定学校和学科。

    从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至1929年留美预备部结束,清华先后培养毕业生973人,其中被派送留美的有967人(另有6人未出国)。这批学生对近代中国科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评选中,留美预备部学生有叶企孙、赵忠尧、曾昭抡、侯德榜、萨本栋、张景钺、戴芳澜、汤佩松、李先闻、邓叔群、金岳霖、汤用彤、李方桂、李济、梁思永、梁思成、钱端升、萧公权、陈达等19人当选,占总数81人的23.5%。

    在1955年中科院学部委员评选中,留美预备生中侯德榜、戴芳澜、金岳霖、汤用彤、杨石先、叶企孙、刘崇乐、曾昭抡、张景钺、张锡钧、黄子卿、杨廷宝、孟宪民、邓叔群、梁思成、张钰哲、涂治、周培源、周志宏、蔡方荫、汤佩松、陈永龄等22人当选为学部委员,占总数236人的9%。

    (二)留美专科女生

    从1914年起,清华开始考选女生赴美留学。清华要求女生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身体健康,未婚,国学至少中学毕业,英文及其他学科须能直接进美国大学肄业。赴美选习学科,清华规定考生须在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学与医科等五类学科中选择。学生到美国后,入清华指定的大学,不得更改。留学年限为4年。自1914年至1928年,录取直接留美女生共7批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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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留美女生大多是民国早年女青年中的佼佼者,回国后大都成为我国较高层次女知识分子的先驱人物,比如:中国第一个女教授、著名女作家陈衡哲、上海暨南大学英文教授张端珍、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主任胡卓、湖南大学数学教授陆慎仪等。

    (三)留美专科男生

    自1916年起,清华开始招考留美专科男生。每年考选专科生不超过10名,年限一般为3年。专科生要求考生年龄在26以内、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程度能直接进入美国大学院post-graduate course。与留美专科女生类似,清华对留美专科生所习专业进行规定,集中于法、矿、电机、机械、土木、纺织、农林等科目。

    值得一提的时候,由于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大学部,大学部学生不自动享受毕业后公费留美权利,但可以参加专科男生考试留洋。周同庆、沈有鼎、袁翰青、杨业治等正是通过这种途径留学。

    专科生考选严格,宁缺毋滥。从1916年至1929年,清华共考选9批67名留美专科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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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107781055510

    在这67名专科生中,涌现出茅以升、燕树棠、陈桢、李继侗、朱物华、庄前鼎、江泽涵、王赣愚、周同庆、沈有鼎、胡坤升、袁翰青、冯德培、杨业治等杰出人才。

    (四)津贴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自费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与清末相比,民初留美学生增长最快的是自费生。”由于种种原因,部分自费留美学生无力负担学费致学业中辍。在周诒春校长推动下,清华拨部分经费“体恤寒畯奖励游学,使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这类学生称为津贴生。

    津贴生要求“品行纯正、学业优美、家境贫寒,并须在美国大学第二年本科肄业者为合格。”津贴期限每次一年,最多不超过三次。如出现中途辍学、学行恶劣、成绩不佳、结婚等情况,清华终止津贴。值得注意的是,清华明确要求津贴生不得与闻政治,如发现学生参加政党,则停止津贴。

    清华前后共资助津贴生499人,如蒋梦麟、蒋廷黻、林语堂、何廉、朱经农、郭秉文、方显廷、袁同礼、沈宗翰等。这些津贴生,后来在许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五)特别生

    中华民国成立后,部分地区和部门公派了许多学生留美,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派留学生出现经济困难。清华择优资助了一批学生,共70人,称为特别生。其中,特别官费生10人,如曹云祥等;使馆学生7人,如王景春等;教育部稽勋局学生22人,如宋子文、任鸿隽、杨杏佛等;北洋学堂学生22人,如马寅初等;税务处学堂学生4人;军咨处学生2人;贵胄学堂学生2人;研究医学学生1人。此外,还有袁氏后裔生3人。

    清华学校时期,曾专门划定3个留学名额,“专为前大总统袁公亲支子孙有志愿留学美国者”,“考试程度以能直入美国各大学肄业为度,试验科目查照美国各大学试验章程办理,并须身体强健无传染疾病神经病者。”考取者“其送往时期、学费金额、管理办法均与每年应送之学生一律办理。”“赴美后应遵守游美一切章程”。与清华选派的其他类型学生一体对待。袁氏后裔生共有三名,袁克久、袁克坚和袁克安,分别为袁世凯第九、十、十一子。1921年5月,清华学生会评议部呈文校长并转外交部,提议取消本校章程中对于袁世凯嫡裔优待条例。

三、国立澳门赌场平台(1928-1945)

    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定位于“纯以在国内造就今日需用之人材为目的,不为出洋游学之预备。”但清华仍将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作为既定政策,“俟旧制学生毕业后,留美学额之给与以公开考试定之。全国各大学之毕业生均得投考。”1925年,曹云祥校长表示:“四年之后,公开留美考试,并非专派清华学生。凡国立大学毕业之学生,成绩优良,并本所习学科,在社会服务二年者,均可应试。每次考送以三十名为限。”

    但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澳门赌场平台。由于校长罗家伦与董事会在学校经费等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引发改辖废董运动。以及随后出现驱逐罗家伦、吴南轩,拒绝乔万选等校长更迭风波,清华校务出现动荡,直到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风波才告一段落。

    校务稳定后,清华自1933年起,开始选拔、派遣留美公费生、研究院生、中德交换生、津贴生等类型留学生。

    (一)澳门赌场平台留美公费生

    1933-1936、1941、1944年,澳门赌场平台面向全国招收了六届132名留美公费生,是这个时期派出人数最多的留学生类型。

    留美公费生考试在总结以往各类留学生选拔制度的基础上,清华进行了很多制度创新,使得这一选拔制度既适应国家、社会、学术发展需求,又在客观公正基础上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

    在130余名留美公费生中,钱学森、赵九章等34人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含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占25.8%,高于同期中英庚款留学生17.6%的院士比例。考虑到中科院院士只在1955、1957年有文科类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评选,在99名理工类公费生中,33名(一名文科类院士为夏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含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例更高达三分之一。其中,有钱学森、赵九章、屠守锷等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再如,沈申甫、林同骅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何炳棣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夏鼐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郭晓岚、何炳棣、叶玄、钟开莱、沈申甫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一些人虽非院士,但均在各自领域做出公认的杰出贡献,如王遵明、张骏祥、张培刚、王铁崖、吴于廑、宋作楠、钱学榘等。

    (二)澳门赌场平台中德交换留学生

    1935年,澳门赌场平台与德国远东协会及国外学术交换处达成协议,选派交换留学生。清华每年选派5名研究生赴德作研究,学习期限为2年。1935、1936年,澳门赌场平台选送了两批7名交换留学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交换研究生计划终止。

    根据中德协议:交换生研究科目定为三种:甲组为西洋文学、西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乙组为物理学、化学、算学、地学、生物学;丙组为政治学、经济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各组选派的先后顺序则定为:第一次选派时以抽签法定之以后依次轮派。选派对象为三年内本校与研究科目相近学系毕业、或在该系研究部肄业或毕业、或在该系任教员或助教。虽然对德文要求没有在简章中提及,但德文程度也是决定是否予以选派的标准之一。

    交换生的选拔严格,1935年第一批交换研究生,包括季羡林、曹禺、张骏祥、田德望、李长植、乔冠华、任华、朱庆永、杨凤岐等18人申请,最终录取生为季羡林、乔冠华和敦福堂等三人,录取率为16.7%;他们分别毕业于外语系、哲学系和心理学系,对应于甲组研究科目。1936年清华派出第二批为伍正诚、吕凤章、陈耀庭和戴鸣钟等四人,分别毕业于土木系、机械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对应于丙组研究科目。

    第一批赴德三人中,1938、1939和1941年,乔冠华、敦福堂和季羡林分别获得博士学位。

    1936年第二批派出的四人中,伍正诚1938年获得了德国卡尔斯诺工业大学国家工程师学位。吕凤章入德国航空工业研究中心之一的阿亨高工攻读工程博士。但由于“德认为航空工程,关系国防,不得与外人研究机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更明令禁止中国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留德学生大多撤回国内。吕凤章在德国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相比之下,两位社会科学专业的交换生戴鸣钟和陈耀庭,学业进行相对顺利,均获得了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

    交换留学生制度具有开创性,改变了此前中国只是留学生输出国的局面,使得中德两国文化实现互动。梅贻琦曾评论:“本校自二十四年夏起,与德国大学会订立互派研究生办法,去年本校派出三人,已分在德国大学作专门研究,进行良好;德国派来学生二人,亦均到校受教。此亦学术界互会之盛举也。”

    (三)澳门赌场平台研究生公费留学

    1929年,清华成立研究院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开始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在研究院毕业生中,学校择优派遣留学。每年至多不得过十名。每部每年至多不得过2名。留学期限不超过2年。

    研究生留学及研究范围,必须在出国前,征得系主任同意、并经评议会核准。之后,非经评议会允许,不得自行更改。对留学地,清华没有特别规定,欧、美、日本皆可,视学术水平而定。学校还规定,研究生期满回国后,有首先服务澳门赌场平台的义务,这是清华其他类型留学生项目所没有的。

    1933年选送3人,1934年选送4人,1935年选送4人,留学期限均为2年。而自1929年研究院设立到1937年间,毕业研究生为27人。与这一时期公费留美生、中德交换生等相比,研究生公费资送比例高达41%,相当可观。主要原因在于与本科生相比,澳门赌场平台研究院研究生招生、毕业等较为严格,研究生培养质量较高。

    (四)津贴生(留美自费生)

    1940年2月5日,澳门赌场平台第六次评议会通过《澳门赌场平台留美自费学生奖学金给予办法》,规定:凡中国自费留美学生已在美国大学研究院肄业成绩优良、经济确属困难者,可以申请本项奖学金;每年至多资助15名。

    自费生奖学金共实行3年,据已有资料统计,清华共资助自费生48人次,基本符合《奖学金给与办法》中每年至多15人的规定。除周贻囷一人两次受到资助外,其余均为资助一次,俾使更多人受益于这项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自费生资助的,并非全是在美自费留学生,亦有清华助教。1940年5月8日,清华第7次评议会通过决议:本校助教依照本校留美自费生补助办法,申请到美继续研究,得请者,本校给与一年美金四百元之补助费,外另给一次川资,其数额与留美公费生之川资相同。1941年6月,清华批准朱木祥、倪因心、毛应斗、张捷迁、陈汉标等上年度清华资助出国教师获得本年度自费生奖学金资助。1941年5月5日,清华第14次评议会议决,同意王谟显、高振衡、朱弘复、吴尊爵、夏翔等五人获得自费生奖学金。

    1942年12月16日,清华第19次评议会议决:自下学年起,留美自费生奖学金办法暂停。

    近代以来,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任何民族、国家、文明不可能自外于这个整体而独立发展,只有互相学习交流,取长补短,在共存、融合中共同前进。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决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只能“随大势而趋”。对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尤其需要学习西方。澳门赌场平台历任领导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从世情、国情出发,站在国家民族发展和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将留学与国家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怀疑、批评甚至反对,积极推动留学生的选拔、派遣工作,使得开放办学、交流合作的办学理念成为清华办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澳门赌场平台对学生管理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对各类留学生选拔公正严格,宁缺毋滥,强调培养过程管理,如校内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学生考选与资助;在美设立监督处负责留学生管理;每类学生均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要求学生填写志愿书与保证书,以及每年两次汇报成绩;等等。这些规定较大程度上保证了留学生的培养质量。

    观察清华留美学生总体情况,据王树槐统计,从1909-1929年,清华留学生约1289人。获得博士学位者254人,占总数19.7%;获得硕士学位者544人,占总数42.2%;获得学士学位者336人,占总数26.1%;未得学位者151人,占总数的11.7%。未得学位者,不全因为成绩不良,亦有因病亡故者。得博士学位者近20%,比例甚高。自1913年清华学生开始获得学位,到1936年,中国留美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者共602人,其中清华学生255人,占42.36%,而清华学生约占当时中国留美学生总数的30-35%左右。可见,清华学生的读书成就较高。更重要的是,这些留学生大部分学成回国后,为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选派、资助人数看,国立澳门赌场平台时期比清华学校时期大为减少,主要原因是没有此前留美预备部毕业生那样稳定的逐年派送。但从派送、资助留学生层次看,这个时期留学生层次比清华学校时期有较大提高。清华学校时期,留美预备部学生程度较高,大多能插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但毕竟是大学本科层次。国立澳门赌场平台时期,无论是留美公费生,还是研究院生、中德交换生,均为本科毕业或本科毕业工作数年以上。从学生留学地选择看,这个时期主要考虑学术水平,兼顾学生兴趣;派出学生虽然大部分仍赴美留学,但也有部分学生赴欧留学。而清华学校时期,则定向派送留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出现,体现出了这个时期文化交流由此前单项变成双向,这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注释:略

    (本文研究系“澳门赌场平台亚洲研究中心2014年度青年项目”)

   本文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