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之泽,绵绵百年

陈书祥

    我的名字叫陈书祥,是爷爷陈仲芳给起的,书祥是“书香”的谐音。由此可见爷爷对孙子女的期望。从爷爷开始走入清华,我家几代人承清华之泽,终于从农村走入城市,满身的煤烟味淡去,增添了几缕书香。这百余年中,我的家史也是很多人生活历程的写照吧!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成长也须臾没有离开过清华园!

1917:爷爷成为清华学校的员工

    爷爷的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在城营村。1952年全国行政区划归北京市。爷爷出生于1893年,家境极为贫寒。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爷爷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贫困如洗,地还是没有一垄,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在又黑又累的摇煤中无意之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爷爷就只身一人前往清华学校。

    这一年是1917年,当时爷爷23岁。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诚实、肯干,技术好,还真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那时的烧锅炉全部是体力劳动。每年的11月15日开始至来年3月15日整整四个月的供暖期,爷爷同自己的工友们两个人抬一个大筐。这个筐能盛煤200多斤。全凭肩膀把煤抬到锅炉前,然后用铁锨根据火候一铲一铲地扔到锅炉里。煤烧透后变成的煤渣再装进大筐,一筐一筐地抬出去。一天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煤灰,眉毛上、胡子上、鼻孔里、耳朵眼,甚至嘴里全是煤灰。其它的时间相对固定在一个锅炉房,专职烧小茶炉。总之一年四季爷爷就是跟锅炉、煤、水打交道。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澳门赌场平台被迫迁往云南。爷爷也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爷爷和奶奶带着爸爸回原籍种地,因为爷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不给日本人干活!这是爷爷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也表达了他离开澳门赌场平台8年的原因。正是这发自内心的信念支撑着他的行为。爷爷回到原籍后的第二年,翻建了原来的两间半土坯房,盖成了灰砖到顶的砖房。房顶也不再是花秸泥,染成了青灰顶,又置了十几亩土地。

    清华让爷爷从一个穷困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日子殷实了。这竟也埋下爸爸惨剧的一个重要诱因。当时,爷爷在爸爸的身上继续下功夫,还是让他上学念书。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澳门赌场平台又重新迁回北京。这一年的冬季,爷爷也奉召又一次返回清华园,重新做锅炉工。

    爷爷长期在澳门赌场平台工作,虽说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在校园内科学文化的氛围熏陶下,总希望自己的儿孙辈们也能成为一个文化人。

    1951年暑假,爷爷只把我一个人从原籍带到澳门赌场平台,报名上清华附小一年级。我们在前门老火车站下的车,刚一出站台,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爷爷怕我被雨淋着,雇了一辆三轮车。一直到了清华园。

    在我上小学念书的最初几年,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每晚必定在我旁边看我的作业,不看别的,只看“√”和“×”。“√”多爷爷就高兴,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什么再努力呀!要听老师的话呀!等等,脸上一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作业上有“×”,爷爷一定会不高兴,但从来不会打我,会说以后可不能再有“×”啦!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督促我做作业,坐在床边看着我把作业做完。

1952:爷爷把家搬入清华园

    1952年夏,澳门赌场平台分给爷爷三区50号两间平房,从此结束了爷爷和我都吃住在锅炉房的游击生活,总算有了一个家。这一年的冬天,爷爷把奶奶、爸爸、妈妈也一起接来,三代人同住三区50号。从此在清华园扎了根。

    我是1951年9月1日上的清华附小,开始我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同其他同学比显得土里土气的。三年级时,我被选为中队长。左胳膊上戴着“两道杠”,可神气了。我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被批准直接保送清华附中。

    清华园给了我无忧无虑的儿时生活。孩童时期,清华园对我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几乎无所不去,无处不钻。如上树摘桑椹,摘海棠,打核桃,上房摘鸟窝,用弹弓打鸟,下河摸鱼,为了拍三角可以跑遍清华园各个楼捡烟盒,用来叠三角,为了玩撬棍也会跑遍清华园大小道路捡冰棍棍儿。

1957: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爷爷到了退休年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退休人员,当时清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退休人员都要搬出现有住宅,到校外去租房住。终于有一天,爷爷对他们大声嚷道:我搬!我明天就搬!我离开清华,我让我儿子也离开清华!接着又指指我,摸摸我的头,并把我拉到他身边,当着房管科的人员又大声说道:这是我的大孙子,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澳门赌场平台的。可见爷爷嘴虽然很硬,但内心对清华有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心里也暗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留在清华园。不久我家仅凭人抬肩扛把家搬到了当时蓝旗营108号。

    1957年9月1日我上了清华附中,校址就在现在的附小。当时附中、附小都在一个地方,附小在后面的平房,附中在前面的两座二层小楼。我们这年级共有四个班,分甲、乙、丙、丁,我是丁班的。我今天仍记得我们这个班共有54个人,我的学号是初57446。校长是孔祥瑛老师,第一任班主任是王蒂瀓老师,那时的初中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一些人、一些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开学之后要交各种费用,学费是最大的一笔。我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敲开门,只见校长孔祥瑛老师微笑着,叫我坐下,轻声地问我什么事?我原原本本地,一五一十地把家中的情况说了,孔校长又微笑地摸了摸我的头说:免你的学杂费。只见她拿起桌旁的笔和纸,写道:郑德漪老师:陈书祥家庭生活困难,同意免除学杂费。请办。祥瑛 1957.8.31.

    1958年的暑假,我们班在大学生辅导员的组织和策划下开展真正的夏令营活动。当时借来了两顶帐篷,又从大学食堂借来了两口大锅,带上其它的锅碗瓢勺等,全班同学硬是通过肩背、背扛,又带着米、面、油、盐、酱、醋,一路上大家又说又笑,走到了夏令营的目的地——香山脚下一个半山腰的地方。白天我们满山遍野地去抓蜻蜓,逮蝴蝶;中午和晚上,我们用捡来的柴火烧水做饭,有时捞米饭,有时做烙饼,有时抻面条,我们还包了两顿饺子。虽然没有什么色香味的讲究,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晚上男女生分别住在两个帐篷里。夜间我们还排了值班的,负责站岗放哨,在帐篷附近巡逻。这次夏令营一共十天,我们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无论学校搞什么样的评比和竞赛,我们班都是响当当的第一名。

    1958年,学校与海淀大队大石桥生产队合作,由生产队出地,出技术指导,学校出劳动力。生产队划出了附中南墙外,也就是现在西南楼这片地。生产队派了两位农民担任队长,学校安排每周每天有一个班停课劳动。这块地原本是旱地,高低不平,同学们仅靠一双手,和简单工具生生把这地给整平了,变成了菜地。生产队还在这块地的西侧打了一口土井,安上了辘轳,可以把井水汲上来,用来浇地。我们班被安排每个周五的全天劳动。种的菜品种可多啦,有油菜、小红萝卜、豇豆、架豆、西红柿、大椒、小辣椒、茄子、黄瓜、大白菜、小白菜。收获的时候由生产队用马车拉走,有时也低价卖给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班不仅在周五这一天把生产队的地种好管好,还单独在学校西边一条沟的旁边也开出一片仅属于我们班的“自留地”。边上有一条水沟,沟里常年有水,但是不深。我们班愣是在沟边平整出一块地来,大约有半亩地。所得收入归班费,用来搞班级活动或者补助给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同学。

    1958年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一股大跃进的狂潮。当时学校停课,我们跑遍清华园,到处捡砖头,就在教室前面的小操场上挖坑,砌砖垒成炼钢的小高炉。我们还到处捡废旧钢铁。有的同学还把家里旧锅、铁勺等也拿来了。又到处捡劈柴、木棍放在高炉引燃,等火着旺后再把废旧钢铁扔到小高炉里,用铁杵不停顿地捅小高炉里的劈柴和废旧钢铁,火小了就加柴。如此反复,几个小时后火灭了,已融化了的废旧钢铁在小高炉的底部结成铁疙瘩。完全冷却之后拿出来,据说这就是钢。就这样不知道反复折腾了多少天。有一天,全校师生集合,排好队,由校长和老师带队,把铁疙瘩放在一个盘子里,上面盖着红布,一个同学把它放在胸前,有时敲锣有时打鼓,浩浩荡荡地朝工字厅走去,向党委报喜:初中生用小高炉也能炼出钢来,为1070万吨钢做出了贡献。回过头来,想想这场闹剧是多么可笑和无知!

    1958年,当时把麻雀和苍蝇、蚊子、臭虫并列为四害,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除四害。开始时一人一个苍蝇拍,打到苍蝇,还要把打死的苍蝇装到玻璃瓶里,拿到学校,老师亲自数一数,把全班同学打死的苍蝇做一统计,记录下来,以便上报。再挖坑埋掉。后来发展到停课消灭麻雀。我们班被分配到1-8公寓一带,两三个人一组,手里拿着锣或家里带来的搪瓷脸盆,一个劲儿地不停地敲打,或不停地叫喊,总之就是要到处有响动,使麻雀不停地飞,不让它们吃食,不让它们歇息,通过这种全民运动的天罗地网让它们饿死、累死。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麻雀飞着飞着,“噗嗤”一声突然掉在地上,死了!在当时就有的专家、学者经过解剖指出:麻雀虽吃粮食,但更多的是吃害虫,所以是益鸟。但科学家说的话没有用。

    我还参与了挖清华西湖游泳池。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只靠人工,大学动员全校教职工、大学生乃至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工具也就是铁锹、钉耙、四齿镐、和扁担加竹篮等简易的工具。前后大约挖了两年,我们参加义务劳动的次数可多了,不仅白天去,有时晚上也去。那时的人也邪了,咋就不知道累呢?由于附中学生参加了挖游泳池,在游泳池建成的最初几年,对中学生是免费开放的,也算是对我们当初义务劳动的一种奖励和回报吧!

    奶奶1958年年初就去世了,享年65岁。1959年年初,爷爷也去世了。爷爷的逝世对家里的影响太大了:第一,家里的主心骨没了。第二,家庭少了一个人固定收入。俗话说,祸不单行,爷爷奶奶去世是对我家沉重的打击,接着又来了一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灾难。

    1959年的春末夏初时节,一个星期五的上午9:00左右,北京轮胎厂(位置大概在现在的蓝旗营工商银行北边一点)着火了。东西方向20间民房,南北约200米的范围内成了一片火海。我家是正距轮胎厂的第二家。消防队赶到了,但附近没有水源,火一直到下午才被扑灭。我家仅抢出两条被子。后来在理赔时赔偿我家180元。班主任张葆霖老师,学校负责总务的郑德漪老师代表学校还专门看望我家。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几天下来给我家送来很多衣服、被子、锅、碗、瓢、勺等日常用品,还亲手交给我妈380多元。这些钱都是同学们一分、二分、一角、两角……凑上来的,在当时来讲,无论是180元,还是380元,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不仅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而且还添置了一些日常用品。大火无情人有情,我爱我的老师,爱我的同学,更爱我的学校,深深地感受到到处充满了人间真情。

1960:我成了清华附中第一批高中生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我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成为清华附中第一届高中生。共6个班,我是604班,学号是高60416。

    扩建后的清华附中,大学党委和附中领导勾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蓝图是美的,令人十分向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于1960年9月1日启用的教学楼被迫停工。高高的脚手架依然支在那儿,却不见建筑工人的踪迹。一拖再拖直至1961年9月1日交付使用。这时我们已经是高二了。

    高一这一年,我们上课的地点不断地变换,今天在南面附中上课,明天也可能到三院去上课,后天也可能在二院上。当时有人戏称我们是清华园里的游击队员。后来大学把西大厅附近的部分小宿舍改造成临时教室,我们的上课地点才变得相对稳定下来。

    一上高中,我担任了高604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的内容不仅多,而且范围很广。班上的具体事务要管,学校面上的事也要协助。当学校有较重大活动时还要跑前跑后。当学生干部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锻炼。如果说我还有一些工作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我学生时代长期担任干部有很大关系。热心肠、责任心也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我家的实际情况学校非常清楚,很快学校就批准我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生活费落实了,并免交学费。

    高中三年很多同学都患有浮肿病,我也不例外。两条腿,特别是靠近腿腕子的部分,一摁一个坑,半天恢复不了原来的样子。很多同学晚自习后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开水冲一点酱油喝到嘴里,以缓和一点饥饿感。

    宿舍就安排在西大饭厅附近的小宿舍。一间大教室里冬天只有两个大花盆煤球炉,分别放在教室的两头。有时劈柴有点湿,生火时我们半天引不着煤,弄得宿舍楼道弥漫着煤烟,呛死人了。

1963:高中毕业我留在清华工作了

    196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了1960年以前的水平。这一年的4月14日,我妈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弟弟。 

    7月份我放弃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我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澳门赌场平台。实际上是留清华附中,做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我成了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的第一人。

    我从7月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开始,就首先从照澜院买一瓶玻璃瓶装的纯奶粉和一瓶糕干粉,再由妈妈掺白面搅合在一起打成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两个小弟弟,然后将工资全数交给妈妈,直到我结婚后有了孩子依然是这样。从此我成了我家唯一有正式工作,又有固定收入的人,是全家人的依靠。

    从1963年7月到1966年8月,我们家虽然经济上仍很困难,但还是平静的。实事求是的说我家的经济状况全校老师们,20多年老师们支援我的粮票有上万斤之多。我要感谢是他们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把自己的粮票给了我,才保证我们一家老小吃饱。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有时他们是冒着“同情狗崽子”、“拉拢腐蚀青年教师”的罪名,仍想方设法递到我的手里。她们是我们家的恩人呀!

    留校后学校对我特别信任。附中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升学率87.5%,以万邦儒为首的校领导当然高兴。按照他们的蓝图,清华附中要在九年的时间实现三级跳,达到全国一流、世界有影响的学校。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是第一跳,可惜由于文革的爆发,清华附中仅跳了一跳。但仅这一跳,就足以说明清华附中在过去的三年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改革是成功的,是行之有效的,清华附中确实在德智体美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如1965年清华附中包揽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全部四项冠军;由王玉田老师编导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称“小东方红”,在全市各大影剧院演出上百场。以后还在文坛上出现了史铁生等一批中青年作家。

    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协助赵晓东老师修教学楼前的操场。但当时教学楼前的空地并未平整,既堆物堆料,又高低不平。到了1963年暑假,学校决定把楼前的空地平整成有400米跑道的操场。全校同学也参加义务劳动。同赵老师一起拉线,划跑道、大小足球场。整整忙活了一暑假。楼前的操场也有了雏形。从此结束了附中无操场的历史,也为附中后来体育的腾飞打下了场地基础。

    我同时还担任很多工作:团委委员,少先队总辅导员,学生宿舍管理员。初644班的政治课。这一时期我还提出了入党申请。正在我满怀信心和激情朝人生目标不断完善自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29—1966:爸爸的一生

    我的爸爸陈彦荣,1929年出生于澳门赌场平台东边的一个小村落——西柳村,即现在清华园内的设备厂附近。6岁时开始在西柳村小学念书。爸爸有一个好身体,身宽体壮,身高达1米80左右,平时就一种发型——平头。听老一辈爸爸的同事们说:爸爸可以把装有200斤的大筐从地面扛到地下室的锅炉房,可见爸爸的身体确实很好、肯干、从不惜力。

    1946年在爷爷回到澳门赌场平台时把他带来了,当了一名抬煤工。后来烧锅炉。

    我爸爸所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粗活,什么抬煤、抬煤渣,钻进刚刚熄火的锅炉内清膛,搬运角铁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爸爸从来也不叫苦叫累。

    爸爸一生生活非常简朴,从蓝旗营到北京钢铁学院乘31路公交车,单程仅0.07元,但爸爸也舍不得花,宁肯上下班步行。

    爸爸会抽烟,也会喝酒,但抽的是旱烟,很少买卷烟。平时从不喝酒,只有年节或家中来客人时才陪着喝一点。

    “文革”中我爸爸出事后,爸爸同事说:“你爸爸那样若一直在澳门赌场平台干下去,不仅肯定会转正,这样的事也不会出了。”红卫兵们狂热地上街扫“四旧”并没有扫到清华园来。可见这也是惨案的诱因之一。

    爸爸短暂的一生,老老实实、清清白白,竟连骨灰也没有留下,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诚实、诚恳、厚道、简朴,还有一种骨气,宁折不弯,我永远惦念他!

1993:我拿到了大专文凭

    爷爷的书香之梦做了一辈子,我也始终牢记在心。在几十年命运的颠沛中,人生的坐标依然鼓舞着我。从1988年开始,在教学教育任务都很繁重的情况下,我依然报名参加了“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学习,走上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自学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道路,更是对一个人意志和毅力的考验。为不影响工作,每周三小时的听课时间我都选择周日上午9:00——12:00,骑自行车往返劳动人民文化宫,要3个小时。这期间既有丰收后的喜悦,更有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酸甜苦辣。

    大家都知道,自学高考是难度和信度都很高的国家级考试,对于学生来讲必须全面把握教材,任何侥幸的心理都是无济于事的。

    总之,经过四年的拼搏,我克服了工作重、课程多、难度高、年龄大、记忆力差等许许多多困难,1993年我整整50岁,也正值爷爷诞辰100周年这一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我获得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的毕业证书。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奋斗后的成功是最美好的享受。”当我接过毕业证书时,仿佛闻到了书的芳香。“书香”的芳香味儿也飘起来了。我想如果我的爷爷九泉之下有知,他老人家也一定闻到了。

    这百年清华之泽绵绵,爷爷的书香之梦终于实现了。

                                                                     2014年夏于清华园

    (原文刊载于《校友文稿资料》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