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谢国桢的师生情

马庆洲

    一代学人谢国桢去世三十二年后,凝聚其毕生心力的《谢国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得出版。《全集》煌煌十巨册,四百九十万字,涉及史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不仅集中展示了谢国桢一生的学术成就,反映了其学术的深度与广度,更以其扎实的朴学功底,为以释古为精髓的“清华学派”,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

    谢国桢的学术起步于清华园,而梁启超之于他的影响尤为关键。在《我的治学经历》等文中,谢氏谈到了梁启超先生对他的关爱和引导。近百年后的今天,追溯并拼接他们之间的这段师生情缘,依然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也启人深思。

    谢国桢, 字刚主,1901年生于河南安阳。十八岁时到北京,投考北大,三年未中。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毕业论文是《清代学术史征》。谢国桢“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仅在私塾中念过几年书,不过是‘子曰’‘学而’那一套陈腐的东西”(《我的治学经历》)。进入清华国学院,是他步入学术殿堂的开始。他在《自述》中说:“终于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而且侥幸名列榜首,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从事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清史和目录学,得以稍入门径。从这时起,直到今天,这是五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的道路。”

    在清华期间,谢国桢与梁先生的具体交往细节,除了梁任公为其论文指导老师外,没有更多的资料可资考证。但国学院师生间融洽的关系,见于学生回忆录中的片段则所在多有。蓝文徵在《澳门赌场平台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对此有一段深情的描述,可助我们了解当日师生之间的情谊。他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孙敦恒所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一书(澳门赌场平台出版社,2002年版),特辟一章《师生情谊》,对国学院的师生之情、同学之情,加以细致勾勒,洵为高明之举。

    谢国桢与梁任公的师生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馆于天津“饮冰室”,担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先生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我们无从考知,梁启超为什么单选中谢国桢到家中承担此事,是因为谢氏的为人,还是他第一名的成绩,抑或毕业后的没着落?据吴荔明教授《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所记,梁启超游历欧洲后,自身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事业的重点转向对国民的基础教育,着重办学办报、到各地演讲,对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其时梁思达等正上初中,为了充实他们在国学、史学等方面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在家补课。作为他们的家庭教师,谢国桢教思达、思懿等读《论语》、《左传》及唐诗等,并指导他们临摹碑帖,练习书法。

    在“饮冰室”期间,谢国桢除了教思达、思懿诸人读书习字外,随梁先生从事研究,努力深造,也是重要的内容。他回忆道:“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我的治学经历》)“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笔记之。”(《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日“饮冰室”中他们师生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相与论学的怡然之情。那篇著名的《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一文,即缘于梁先生的一次即兴谈天。谢国桢记述云:“还记得这年夏天(按:指1927年),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座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我的治学经历》)

    在梁先生讲授和指导下,谢国桢开始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并搜罗相关资料,动笔撰写《晚明史籍考》一书。是书八十馀万言,1931年出版后,即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柳亚子称赞此书“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谢国桢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谢国桢在梁家教馆不过一年时间,第二年夏天,梁启超先生把子女送到南开中学上学,并把谢国桢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不久,又让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临行,梁先生将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他,并题字留念。谢国桢之后邃于版本目录之学,并以之名世,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这段经历也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谢国桢的学术之路,是在梁任公先生的悉心引导下走出来的。

    谢国桢与梁启超的师生情谊,不过是国学院师生情的一个缩影,受惠于任公先生的非止一人。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道:“梁对学生很关心,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梁了解到我们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谢刚主、刘节、王力等人都参加过编目工作。”(《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对梁思成说道:“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他热爱、关心子女,并倾注了其全部心血,一生给子女的信自1911年至1928年就有400多封(见林洙《梁启超家书·后记》)。梁启超将舐犊之情移于自己的学生,对待他们也一如自己的儿女一样,从各方面关心国学院众弟子的成长。有这样的老师,对包括谢国桢在内的清华学生而言,确是人生之大幸。

    梁启超对学生呵护备至,学生自然也对其敬爱有加。毕业后,星散各地的学生无时无地不在牵挂着自己挚爱的老师。1928年12月1日,徐中舒、程憬、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国学院学生,得知梁病重住医院,即联名致书,恳切慰问:“任师夫子大人钧鉴: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恙大减,则粲然色喜;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暑假中得刚主信,称师座近况佳善,息影著书,私心窃喜,以为稍养数月,或能痊愈矣。今为时不过三月,乃报忽载病重入协和医院之说。诚然此信非虚。惟此间同门所急欲知者,即师座病为旧疾复发耶?抑新恙乍添耶?饮食行动尚能如常否?尚祈师座有以示之。师座以一身关系国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虽较黯淡,而全国学术待师座之整理,全国学子待师座之指导者极多。……尚望师座节忧寡虑,清心静养,留得梁木,为他日用。”(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恳切慰问之情、仰望祷祝之意,跃然纸上,今日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著名教育家夏丏尊曾说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就是一种“爱”的事业,需要役于斯者全身心的投入。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初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业上,十分需要有先行者加以指导。如当下体制中的一些所谓的“导师”,或被迫或自愿,汲汲于课题、项目、核心期刊,整天忙于做“空中飞人”、媒体明星、会议专业户,而少有心思在学生身上。很难想象,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什么的人才,更无从赢得学生及社会的尊重。

    陈平原教授在《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中云:“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作为教育机构,一所大学回馈社会的“成果”或曰“产品”就是其毕业生,学生的成就与学校的声誉息息相关,没有芬芳的桃李,再优秀的园丁也只能徒有其表。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实际存在不过短短的四年,然而,她之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实在是至深至远,余响不绝。国学研究院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具有古代书院色彩的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想必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清华国学院远去了,但它的背影很长,留给后人的思考,也很多很多。

    (原载《文史知识》,2018年第3期。发表时篇幅所限,最后两段未刊登,今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