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改革开放40年|与邱仁宗对话:生命伦理从来就不是空的 原文:李洋河来源:健康新闻文化频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的生物伦理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在本期中,我们邀请中国生物伦理学会会员邱仁宗教授和国际哲学院院士参观“人文会议客厅”,回顾近40年来中国生物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他的学术道路的收获,贡献和想法。

邱仁宗

中国生物伦理学领域,国际哲学院院士。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亚洲生命伦理学会会长。

    随着医学技术和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相应的伦理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些都激起我的好奇,推动我坚持不懈进行研究

记者:在中国的生物伦理领域,您被公认为先锋和领导者。与此同时,你有一个身份,一个哲学家。您如何在看似形而上学的哲学范畴中探索生物伦理学的方向?怎么样?

邱仁宗:从澳门赌场平台毕业后,我第一次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一些曲折。 1978年,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我到达哲学研究所时,我面临着科学研究方向的重要选择。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齐新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哲学家关注科学技术和人类研究。我很有灵感,决定选择科学哲学和生物伦理学作为我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后来,由于生命伦理问题的紧迫性,我几乎专注于生物伦理学的研究。回顾今天,这可能是我的最佳选择。

记者:您的选择使我们的生活伦理成为一个开始。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当时的生物伦理水平是多少?是什么促使你在这个领域犁?

邱仁宗:1979年,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研究所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参加社会科学院,是生物伦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当被问及从事生物伦理研究的中国人时,接待处的副院长得到了回答。 “没有”。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生物伦理研究几乎是空白。只有在我到达社会科学院之后,才开始研究生物伦理学。

在20世纪,随着医学技术和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出现了相应的伦理问题。例如,维持生命的技术使人们能够重新考虑死亡问题。疾病谱和预期寿命的变化引起了诸如棘手的安乐死和医生协助自杀等问题。辅助生殖技术为不孕妇女带来福音,并面临道德规范。 。这些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

邱仁宗教授在学术会议上使用间歇时间阅读文献

记者:据了解,1979年,您在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生物伦理学的概念。 1987年,您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生物伦理学书籍《生命伦理学》。在过去的40年里,你参与和推广了什么?哪些与生物伦理有关的事件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邱仁宗:1988年前后,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安乐死案,随后在上海发生了人工授精案。在这两个活动之后,我们组织了相关的学术会议。在讨论伦理问题的基础上,湘雅生殖医学专家卢光伟教授起草了人工授精管理方案,并提交国家有关部门。从那以后,我更加关注生物伦理学研究与生命科学技术和医学实践的紧密结合。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的一个重点是人类遗传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应用。 1988年,中国西部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两年后,中国东北地区的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防止劣生条例》。我去西方调查,发现很多智障人士都是克林病患者,这是由孕妇缺碘引起的,不是遗传病。将智障人士称为“劣等学生”并禁止他们通过法律法规分娩是违反人权的行为。然而,为了减轻智障人士的痛苦,如果他们无法行动,他们可以由监护人消毒。为此,我于1992年组织了一次关于生殖伦理规范的全国研讨会,澄清了上述意见。

1994年4月,在有关中国提出的“保护费法”的消息传播之后,它在遗传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国家的遗传学家和遗传研究机构表示,他们不理解和抵制将于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8届世界遗传学大会。实际上,“优生学”一词含糊不清。这可能意味着父母要求健康的婴儿,或强制性的优生计划,如希特勒。为避免误解,我建议将《优生保护法》改为例如《生育保健法》(最后重命名为《母婴保健法》)。同时,我协助第18届世界遗传学大会组委会解释与遗传有关的伦理问题,以及优生学与中国纳粹优生学之间的差异,从而成功召开了会议。

1992年,我开始研究艾滋病预防中的伦理问题,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初期,遏制艾滋病是一种普通的公共卫生方法。我建议采用“特殊”和“减少伤害”的策略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并摒弃对同性恋,性工作和精神病使用等社会问题的争议,例如使用安全套和使用干净的针头。改用美沙酮减少伤害,防止他们感染艾滋病或将艾滋病传染给他人。与此同时,我努力与艾滋病科学家合作,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2003年,政府的艾滋病政策得到了很大改善,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很大改善。

2000年以后,我做的另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伦理学研究中心的Xiaomei Mei教授合作,协助卫生部制定《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管理办法(试行)》。该方法于2007年1月颁布,在保护生物医学研究对象的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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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生命伦理学研究,得要找到正确的路子。我自己在努力践行“骑单车”模型,也尽我所能引导我的学生们走这个路子

记者:在医疗保健领域,我们最倾听的是医学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这是什么关系?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可以说是医学伦理学的延伸。从医学伦理学到医学伦理学到生物伦理学,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医生利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来治疗疾病,但他们也可能利用它们做一些不利于患者的事情。医学伦理学是要求医生谈论道德,并知道应该做哪些和不应该做什么。然而,过去的医学伦理是专制的,它通常基于希波克拉底,孙思珍和其他中外权威药物的话。根据权威机构确定规范,可能不一致,可能遗漏或有偏见,我该怎么办?为此,我们必须用理性来证明和捍卫医学规范,所以我们有医学伦理。

随着医学的发展,从以往的经验和治疗到后来,更多地依赖于科学,如基础医学,生物医学等,因此伦理学必须从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层面开始。此外,许多公共卫生问题无法在个人层面解决,必须在集团或政策层面加以解决。因此,公共卫生层面也需要道德规范。可以看出,生命伦理学从医学伦理学中慢慢扩展。

记者:有人认为道德是一种道德讲道和一种限制。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邱仁宗:这可能是由于对生物伦理​​学缺乏了解。生命伦理学是利用理论,原则和道德方法研究临床,生物医学研究,公共卫生和新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并寻求在这些领域建立行动的道德标准。帮助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以及相关行政人员解决他们面临的道德或道德问题,并做出适当的道德决策。

科学地解决“可以”,法律规定规定“不可能”,道德答案“不应该”。面对新技术,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有不同的使命,但他们必须共同努力。

会议期间,邱仁宗教授与福建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陈伟教授交流了

记者:您提到在生物伦理学研究中有两种“放风筝”和“骑自行车”模式。你提倡“骑车”模式。为什么?

邱仁宗:所谓的“放风筝”模式是指一些人在学习时喜欢援引理论,不触及现实,不注意社会的实际问题,对象牙塔的理论研究表示满意。 。其他人试图从他们最喜欢的伦理理论解释临床和研究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类似于在天空中放风筝,而不是停飞。

“循环”模式要求我们研究问题是脚踏实地的,并结合现实。生物伦理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实践,以及新兴的生物科学创新,研发和我们必须敏感的应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在确定这些道德问题后,批判性地展示可能的解决方案,并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答案,说明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些什么。要从事生物伦理学研究,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道路。我正在努力练习“骑车”模式,我正在尽我所能引导我的学生走这条路。

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的魅力在于它永远不会是空洞的。马克思说:“哲学家只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许多着作中,毛泽东指出有必要“从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和“具体分析”。这些是生命伦理学的指导思想。

我们在执行国际伦理准则时必须考虑到我国文化情境,但没有理由以文化的特点否认国际准则普遍的适用性

记者:您不时出去参加会议和交流,而且您经常参加国际会议。作为中国第一位被选为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的院士,您在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邱仁宗:自1981年以来,我去过30多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荷兰,瑞典,瑞士,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参加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我的学术成就逐渐得到国际生物伦理学界的认可,并在与国际生物伦理学相关的学术组织中服务。他们之所以选择我,不仅是因为我早在中国就进入了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我在很多国际学术界都直接与他们交谈过。我在各个国家用英语发表了70多篇论文。

我认为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和开展国际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在国际交流中,我们才能看到我们的差距和进步。

我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是,2006年,作为会议主席,我与同事们成功举办了第八届国际生物伦理学会议。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代表,来自49个国家的代表,共600多人,前所未有的盛大场合。

2009年,邱仁宗教授准备接受教科文组织总部的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

记者:有人认为生命伦理的某些原则是国际性的,与中国文化不相容。因此,有人建议应根据中国正规网赌平台制定一些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和管理规范。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邱仁宗:国际伦理规范对各国生物伦理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虽然我们国家有自己的正规网赌平台,但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国际规范的普遍适用性。例如,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规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专家之间交流和磋商的结果,反映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所共有的价值,或者可以称之为普遍价值。性别。这也是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求同存异”原则中“同一”的方面。

当然,在实施国际道德准则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我国的文化状况,必须学会妥善处理国际道德规范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主张尊重当地文化中的信仰和价值观,并遵循国际标准时坚持积极因素。例如,我们可以将国际公认的知情同意原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核心部分,包括忠实和充分的信息;坚持自由同意;第二个是外围部分,包括通知信息的方式,并表示同意。方法,家庭或社区是否参与知情同意过程。在所有文化中,必须遵守硬核;周边部分是灵活的,可以从文化到文化不同。孔子说,这种协调方法的结果就像“和谐与差异”一样。

记者:您始终对实际问题和科学技术保持敏感。这一次,何建奎宣布,基因编辑宝贝诞生的第二天,你在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上提出了道德批评。在哪些方面你认为中国的生物伦理学在未来会更有效?

邱仁宗:技术突破和新政策出台引发的一些道德问题要求我们努力学习。这涉及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即培养生物伦理学人才。一方面,要做好学校生物伦理学硕士和博士生的教育教育;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医学,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人员以及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的道德培训。

2018年11月27日,邱仁宗教授在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表演讲

记者:您对中国生物伦理领域的中青年学者有什么看法?你最想看到什么?

邱仁宗:为了保护患者,受试者和公众的权益,生命伦理学者有责任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中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此外,我一直强调,从事生物伦理学的人应该阅读更多的文献,尽可能阅读原始文献,并培养坚实的学术基础。

我很高兴看到生命伦理团队正在成长。在最近举行的第八届全国生物伦理学会议上,一群年轻人也长大并开始脱颖而出。这是我非常满意的事情。

编辑|李洋河校对|刘美琴